古人有将饲养的家禽相互争斗以作娱乐的习俗。其中出现时间最早、流行区域最广同时也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斗鸡，《庄子・外篇・达生》中就有关于斗鸡的记载。但除此之外，在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家禽中的鸭、鹅等也曾充当过争斗的角色。 和斗鸡相比，斗鸭迟至西汉才见之于典籍记载。《西京杂记》卷二：“鲁恭王好斗鸡、鸭及鹅、雁。养孔雀、，俸谷一年费二千石。”清雍正年间纂修的《江南通志》卷三三也有“斗鸭池，在江都县。汉江都易王故姬李阳华尝畜斗鸭于池上”的记载。不过，《江南通志》的史料当来源于后人伪托的《赵飞燕外传》，所以目前可信的记载就只有《西京杂记》一条了。这个鲁恭王刘余是历史上有名的花花公子，一生“好治宫室苑囿狗马”(《汉书》卷五三)。但有两件事却足以使他史册留名：一是他为了个人享乐，居然肆无忌惮地将与其比邻的孔子旧宅的墙壁推倒，结果阴差阳错地使古文经书重见天日；另一个就是他是我国斗鸭的最早提倡者。 西汉初年，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下，社会财富也不丰裕，鸭的生长环境与鸡等家禽相较又受到很大的地域限制，且斗鸭所需的条件也远比斗鸡为高，因此这一时期，斗鸭似乎一直受到局限而未大范围流行开来，以致当时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寥寥无几。不过，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当时江南一带，斗鸭之风在权贵中一直相当盛行。221年，魏文帝曹丕就派遣使者“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于吴”(《资治通鉴》卷六九)，可见吴地斗鸭之风已远播国外；而曹丕所求除“斗鸭”外，皆为珍稀之物，也可据此推知当时北方斗鸭之风尚未形成。又据《三国志・陆逊传》记载：“建昌侯(孙)虑于堂前作斗鸭栏，颇施小巧”，因而遭到陆逊的责备。现存最早描写斗鸭的文学作品《斗凫赋》也出自当时吴郡蔡淑之手，遗憾的是，此赋现已残缺不全。综合以上史料进行分析，斗鸭在三国时仅属于吴地显贵之间开展的贵族活动。
　　六朝时，宋陈皆定都今南京附近，淫逸侈糜之风大兴，加之江南河渠纵横、陂塘密布，为开展斗鸭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因之斗鸭蔚然成风。据《宋书・王僧达传》记载：“(王僧达)坐属疾，于杨列桥观斗鸭，为有司所纠。”王僧达请了病假去看斗鸭，不知是斗鸭的魅力太大以致其忘记了病痛呢，还是请病假根本就是一个借口?反正受到弹劾是活该，因为既然能带病看斗鸭，为什么不能带病“上班”呢?有意思的是，有司不怕得罪人进行检举，皇帝居然“原不问”，表示理解，可见斗鸭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有多大。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前典籍记载不同，《宋书》中所说的斗鸭地点为“杨列桥”，这至少给我们传递出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此时的斗鸭活动已从达官显贵们人工修建的斗鸭池畔扩大到自然形成的江河湖汊旁，可见斗鸭活动的普及；二是“杨列桥”显然居处闹市，王僧达才轻易被人发现，把斗鸭选在闹市进行，可见此项活动参与人数之众。斗鸭习俗在六朝时参与的人员已不限于达官显贵自不容置疑。大概在公元5世纪，斗鸭的习俗开始流传到朝鲜，成为一项国际性活动。当时著名的画家顾琛之子顾宝光就有《高丽斗鸭图》，吴地著名画家吴探微也画有《斗鸭图》，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斗鸭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 唐初文化习俗多承六朝余风，斗鸭活动也被沿袭下来，并出现了现存的第一篇完整描写斗鸭活动的文学作品――李邕的《斗鸭赋》。通过这篇赋，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当时斗鸭的情形：
　　东吴王孙，啸傲阊门；鱼横玉剑，蚁沸金樽；宾僚雾进，游侠星奔；桂舟兮锦缆，碧涧兮花源。尔乃辍轻棹，登水阁；丝管递进，献酬交错；云欲起而中留，尘将飞而中落；既而酣歌徙坐，取物为娱；征羽毛之好鸟，得勃之仙凫；出笼而振，小步而趋；唼喋争食，缡带雏；随绿波而澹淡，向红藻而敖愉。凫之为物也，说类殊种，迁延迟重。其聚则同而不和；其斗则仁而有勇；参差聱，沓缤纷；其浮蔽水，其旋如云；共沿波而弄吭，各求匹而为群；绕菰蒲而相逐，隔洲渚而相闻。于是乎会合纷泊，崩奔鼓作；集如异国之同盟，散若诸侯之背约；迭为擒纵，更为触搏；或离披以折冲，或奋振以前却；始戮力兮决胜，终追飞兮袭弱；耸谓惊鸿，回疑返鹊；逼仄兮掣曳，联翩兮踊跃；忽惊迸以差池，倏浮沉而闪烁；号噪兮沸乱，倾耳为之无闻；超腾兮往来，澄潭为之。排锦石，蹴琼沙；披羽翰，簸烟霞；避参差之荇菜，随菡萏之荷花；驻江妃之往棹，留海客之归槎。尔乃拥津塞浦，旁观如堵；空里廛，訇厉天。蛙兮失穴，龟鱼兮透泉；专场之鸡沮气，倾市之鹤惭妍；其为状也不一，其为态也且千；岂笔精之所拟，非意匠之能传；良戒之于在斗，俾闻义而忘筌。（《全唐文》卷二六一） 据《新唐书》卷二○二记载，李邕为扬州江都人，与历史传说中斗鸭的另一个最早的爱好者江都易王刘非恰是同乡，这恐怕不仅仅是巧合，而是江南斗鸭习俗绵延数百年而未绝的一个证明。可惜，李邕这篇《斗鸭赋》写得实在不高明，它给我们提供惟一有用的信息就是使我们明白了和单打独斗的斗鸡、斗鸟等活动不同，斗鸭多是成群结队，所谓“集如异国之同盟，散若诸侯之背约”。这也许是限制这项活动推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成本太高，也难怪汉鲁恭王养鸡、鸭、鹅、雁、孔雀、等一年会花去俸谷二千石。不过，唐代斗鸭开展的区域与此前相比还是有所扩大。 各种文学作品中的记载，使我们对斗鸭活动有了更多的了解。如盛唐张说《同赵侍御巴陵早春作》：“水苔共绕留莺石，花鸟争开斗鸭栏。”清楚地显示出当时的斗鸭活动已经从长江下游今江苏一带扩大到长江中游的巴陵，也就是今湖南岳阳一带了。而中唐张籍《寄友人》：“忆在江南日，同游三月时。采茶寻远涧，斗鸭向春池。”除了告诉我们斗鸭在当时极为受人喜爱外，又似乎透露出斗鸭活动其实还受到时令的限制，只有春江水暖之日，才是斗鸭之时。
　　又据《中吴纪闻》卷一：“陆鲁望有斗鸭一栏，颇极驯养。一旦，驿使过焉。挟弹毙其尤者。鲁望曰：‘此鸭善人言，见欲附苏州上进。使者奈何毙之。’使者尽与橐中金，以窒其口。使徐问其语之状，鲁望曰：‘能自呼名耳。’”这则故事，虽反映了陆龟蒙（字鲁望）的机智幽默，但若结合《新唐书》卷八○载唐太宗子李“喜养斗鸭”，其在京城时一日被“狸鸭四十余”的史实，我们不难得出唐时苏州有向王室进贡斗鸭的规定恐属事实。原因很简单，一来如前所知，北方本不出“斗鸭”，因此李所养斗鸭必从外地进献无疑；二来，假如苏州无向王室进贡的规定，见多识广的驿使也不会信以为真。 宋朝斗鸭活动的开展较为普遍，特别是词这种艺术形式形成后，它表现的社会内容又比诗有所扩大，因此有宋一朝对斗鸭活动的记载较之唐朝更多，尤其是“泥马渡江”后，宋政治中心南移，江南斗鸭习俗重新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上行下效，日盛一日。 冯延巳《谒金门》：“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晏几道《鹧鸪天》：“斗鸭池南夜不归，酒阑纨扇有新诗”；毛滂《生查子》：“斗鸭玉阑旁，扑兽金炉畔”；文同《邛州东园晚兴》：“东休时得岸轻纱，门外谁知吏隐家。斗鸭整群翻荇叶，乳乌无数堕松花。”所叙或为贵胄之生活，或为一般官吏之生活，而均提到“斗鸭”，可见斗鸭活动之普及。宋祁《上春晦日到西湖呈转运叔文学士》：“春遍西湖上，湖漪绿胜醅。惊禽迎獭跃，斗鸭拥波来”，也从侧面进一步证明了这点。尤为珍贵的是胡宿《文恭集》卷三《和邃卿馆中晚入》“风近天渊闻斗鸭，烟开宫树见栖鸦”诗句，反映出当时斗鸭在皇宫中开展的情况。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位“善画花竹鸟兽窠石，描染极佳，尤长于写生鸡雏、鸭黄，最有生趣”的出生于钱塘的著名画家鲁宗桂，他画的鸭中就有一幅《斗鸭图》传世。 　不过，如果有谁仅凭宋代典籍中有关反映斗鸭活动的诗文比唐朝多，就片面地认为宋朝斗鸭活动开展的普及程度超过唐朝，我们认为是不合适的。因为根据这些典籍记载，宋朝斗鸭活动的开展区域与前代相比，范围有所扩大的仅是今四川邛崃一带，而沦陷于金辽等国的广大区域，却由于历史文化、民族特性等方面的原因，斗鸭活动已近绝迹。 　　元朝以后，除明初曾短暂定都南京外，政治中心重新北移。斗鸭活动在失去了统治阶级上层的提倡后，逐渐销声匿迹，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是文人笔下有关斗鸭的诗文日趋式微。但明初长期生活于松江一带的高启，在他的《斗鸭篇》中还是给我们生动地展现了当时江南斗鸭的盛况： 　　春波漾群凫，戏斗每堪玩。宛转回翠吭，缡振文翰。声兼江雨喧，影逐浦云乱。唼喋队初交，纷披势将散。持敌忽同沉，呼俦更相唤。鱼骇没中流，鸥惊起前岸。时阵水槛侧，或聚湖亭畔。长鸣若贾勇，远奋如追窜。荷叶触俱翻，菱丝齐断。心逾陇雉骄，气压场鸡悍。海客朝自趋，溪娃晚犹看。稍欲碍行舟，浑忘避流弹。苦争应为食，幸胜非因算。微鸟昧全躯，临川独成叹 可惜，这时的斗鸭活动已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 总之，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斗鸭活动萌芽于西汉初年，发展于六朝，鼎盛于李唐。但终究因其受地域、成本、时令等多方面的制约，斗鸭活动始终局限于长江中下游流域，最终未能像斗鸡一样成为一项流行全国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