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
投壶在战国时得到相当发展，当时的文者倾向于内心修养，投壶这种从容安详、讲究礼节的活动，正适合他们的需要。此外，由于社会发展，中国民间以投壶为乐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礼记·投壶》说：“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左传》曾记载过晋昭公大宴诸国君主，举行投壶之戏的事。
秦汉
秦汉以后，它在士大夫阶层中盛行不衰，每逢宴饮，必有“雅歌投壶”的节目助兴。在流传过程中，游戏的难度增加了，不仅产生了许多新名目，还有人别出心裁在壶外设置屏风盲投，或背坐反投。
秦汉以后废除了射礼，投壶便成为一种宴宾的娱乐。南阳汉画像石中有《投壶图》，图中间是主宾两人对坐投壶，旁有侍者三人。投壶虽然已不是正规的礼仪，但仍是一种高雅的活动。据《东观汉记》记载，东汉的大将祭遵，”取士皆用儒术，对酒娱乐，必雅歌投壶。”投壶和雅歌连在一起，成为儒士生活的特征。
汉代
汉代的投壶方法较之春秋战国时期有极大改进。原来的投壶是在壶中装满红小豆，使投入的箭杆不会跃出。汉代不在壶中装红小豆，可使箭杆跃出，抓住重投；可以一连投百余次，“谓之为骁”。《西京杂记》说，汉武帝时有一个郭舍人善投壶，可以“一矢百余反”。”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
魏晋
魏晋时也流行投壶，晋代在广泛开展投壶活动中，对投壶的壶也有所改进，即在壶口两旁增添两耳。因此在投壶的花式上就多了许多名目，如“依耳”、“贯耳”、“倒耳”、“连中”、“全壶”等。
投壶和我国古代的足球、围棋，都东传到朝鲜。据《新唐书·高丽传》记载，“高丽其君居平壤城，俗喜弈、投壶、蹴鞠”。
由于投壶是由射礼演变而来的，汉代投壶成为儒士的高雅活动。魏晋以后，投壶翻出了不少花样，一些正宗儒派于是大为不满。
宋元时期，投壶仍在士大夫中盛行。宋代大儒司马光对投壶有悖于古礼而娱乐化的趋势颇为不满。他根据封建礼节对投壶做了全面的总结，竭力使其达到教育目的。他说：“投壶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为国，可以观人。何以言之？夫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波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底也。”他还对投壶的名称和计分规则，以“礼”的眼光，做了修改。司马光的意见，使投壶染上了政治色彩。
司马光更定的新格即《投壶新格》一卷，作于宋神宗熙
宁五年（1072年）。在投壶方式上，司马光定有“有初”（第一箭入壶者）、“连中”（第二箭连中）、“贯耳”（投入壶耳者） 、“散箭”（第一箭不入壶，第二箭起投入者）、“全壶”（箭箭都中者）、“有终”（末箭入壶者）、“骁箭”（投入壶中之箭反跃出来，接着又投入中者）等。
投壶这项活动，东汉以前礼教意味甚浓，魏晋南北朝开始向技艺多样化发展，增强了娱乐性。隋唐亦如此。《投壶新格》中反映了1072年以前投壶多样化的内容。司马光“更新定格，增损旧图”，对投法加以限制，实际阻碍了这项活动向技艺多样化、复杂化发展，某种程度也影响了它的娱乐性。但这种“改进”对巩固当时统治政权是有好处的，所以，《投壶新格》在明清两代不断被士大夫重刊。
入明之后，投壶并未拘泥旧法，而是随着社会发展日益繁盛，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明代也有不少投壶著述。如明末侯（王向）《投壶奏矢》称，当时的投法有140种之多。到了清朝，投壶日趋衰落。不过，到清朝末年宫中也还在流传。如今，北京中山公园内还有一个十字形亭子，叫“投壶亭”。公园还保存了六只古代铜质投壶，这大约都是清代皇帝的遗物。
投壶几经演变，流传了两千多年，一度极为兴盛，在士大夫中玩得热火朝天。之所以如此，首先因为它是一项“古礼”，士大夫们认为是一种雅致的娱乐，符合他们的生活方式，乐于接受。其次，这种娱乐本身可以修身养性，并有健身的意义。
投壶虽然从最初的礼仪演变成娱乐游戏，但它始终伴随着一整套繁琐的礼节，没有完全割断同“礼仪”的联系。这样，就使投壶的流传范围变得狭窄，只限于士大夫阶层。到了清末，随着西方现代体育的传入，投壶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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