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文熊的师承及与戴隆邦拳法的异同

近年来研究戴家心意拳传承的文章（包括笔者在内）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既然戴文传给戴良栋，再传给戴魁，戴魁又传高升祯和陈明洁等人的拳法和流传于山西、河北等地的心意六合拳及形意拳有一定的区别，那么这种差异在归实的传承上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呢？很多拳家和学者都认定戴隆邦传戴文良和戴文熊是一脉相承，因为父子相传是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武学传承方式。但从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上看，大闾和二闾虽是自幼习武，可他们的授业恩师却并非戴隆邦，而是河南鲁山县南门外的李政先生（又称李珍、李祯）。

据河南心意六合拳的有关资料记载，李政系马学礼的再传弟子，其授业师是张志诚。大约在乾隆年间，李政从家乡鲁山至商水县（或十家店），恰逢戴隆邦携文良和文熊在此开店，李政即在店里做零工。据戴家拳谱记载（戴降邦传戴文熊的拳谱称为“老谱”，戴良栋传戴魁的拳谱称为“少谱”，此说据“少谱”）。一日在闾二闾习武时，李政露出不屑之意，二人请李政展示功夫，李政只做一“蹲猴”桩，文良和文熊不禁哂笑，但二人与李政交手，却均非所敌，戴隆邦令二子拜李政为师，因李政行拳时善走“车行如风”的鸡形步，于是又称李政为“鸡腿先生”。戴隆邦为了李政能悉心传授自己的儿子，便花了三百两银子为李政购置了宅院和家产。因此，后世的戴魁先生就常跟弟子们说：我们戴家的拳是花三百两银子买来的。

拳谱写到此处便产生了一个疑问，既然戴隆邦是曹继武的弟子，而李政只是马的再传弟子，论辈份戴隆邦自然高出他一辈、甚至二辈，那么为什么会让自己的儿子拜李政为师呢？又，戴隆邦所学和李政所学均是姬龙峰所传的心意六合拳，那么为什么李政会“蹲猴”功，而戴隆邦却不会？戴隆邦和李政的拳法究竟有哪些区别？这都需要研究河南派的心意六合拳与研究戴家心意拳的方家和学者们下一番工夫进行深入的探讨。

戴家“少谱”中还记载：文良和文熊除得李政所传的“蹲猴”内功、虎步及心意六合拳法外，另有金世魁传的螳螂闸势五趟，也就是今天戴家心意门和山西意门及河北形意门所共同传习的“闸式锤”。戴文熊为什么要学螳螂门的功夫？是因为戴家的“老谱”中沿袭一种说法，即心意六合拳是岳飞所创，系岳武穆兵困牛头山时观螳螂扑蝉后所悟得。戴文良和戴文熊得李政的真传后，对戴家原传的长拳、通背和心意六合拳等拳法进行了去繁就简、去粗取精，重新创编了以“蹲猴”为内功修炼体系，拳法以三拳、五行、十二形的单操为主，改编了原传心意六合拳中的四把和螳螂拳的五趟闸势。虽然也是以“六合为法，阴阳为母，四象为根”，但是“三节为用”中更加注重开发根节的功能，强调“束展最为先”。在身法上讲究“身如石瓦”，抱肩—塌腰—裹胯。拳架也与戴隆邦的心意六合拳那舒展奔放的风格不同，下势低沉，短小紧凑、精巧简练。并严格遵守曹继武的《六合十大要序》中“起翻落钻，忌踢宜踩”、“脚踢浑身是空”的明示，摈弃戴家原传长拳中的种腿法，以蹬踩为主要腿法，规定了“腿不过膝”。发劲与身法的变换相结合，总结出了“束展天地翻”的修炼方法，要求出手能发“抖擞劲”，而抖擞又要分阴阳，发劲需要有分寸，否则修炼不当，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因此，“蹲猴”的火候和“抖擞劲”的阴阳练法确是戴文所谓“不传之秘”。

而戴隆邦的拳法体系却仍是以“三才为本，周天为路”，内功还是以“子午桩”、三才式为纲领。拳法则揉和了长拳、通背、温家教及曹继武所传的心意六合拳和螳螂拳中的精华，创编了一系列拳械套路。有些学者不禁要问：文良和文熊跟李政学拳，戴隆邦为什么没学？而王芗斋和山西六合心意拳的专家也都一致认为戴隆邦父子是同时拜师学艺，均是李政的入室弟子。这种观点忽视了二个常识性的史实：一是从戴隆邦的生卒年（1720－1809年）和戴文熊的生卒年（1778年－1873年）上看，如果按戴文熊十六岁时，戴隆邦父子在河南得遇李政的时间上推算，戴隆邦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如何再跟李政学艺！二是在传统武术的传承史中，长辈反拜晚辈为师的现象恐怕还从未有过。戴隆邦自幼习武，少年时即随父戴廷选在外经商，路经安徽池州时，拜曹继武为师，得传心意六合拳。而李政不过是马学礼的再传弟子，即使按河南派的某些拳家的说法：马学礼与曹继武是同门师兄弟，马学礼是戴隆邦的师叔，那么李政也恰好是戴隆邦的师侄，岂有师叔再拜师侄为师的道理！

戴隆邦拳法的特点，我们从有关郭维汉先生的传人的报道中可见一斑。《武魂》2001年第9期上有一篇《郭维翰故里消息》的短文，描写离派拳法的传人“五十八岁的弟子吕惠，三指功在地上立起来走了一圈，接着踢了一个‘旋风腿’，腾空三尺余高”；“范甲元踢出一个二次脚，把屋桅下的燕子窝踢下来”。这些工夫和练法应该源自戴隆邦最初习练的温家教中的腿法，说是戴隆邦仍保留着这些拳法和功夫，并传给了郭维汉。关于郭维汉的师承，曹继植先生认为郭维汉没得“蹲猴”桩，因此断定郭维汉没得到戴隆邦的真传。其实不然，戴隆邦本人也没学过“蹲猴”，又怎么能教郭维汉呢？至于郭维汉与戴隆邦的亲属关系，有说是妻弟，有的说是妻侄，也有说是外甥。过去没有相关的资料，不好判断，近日祁县的赵宝祥师弟赠予了戴家的部分家谱，有关戴隆邦的一段如下：“戴廷选生子隆邦字兴国，妻赵氏、刘氏，赵氏生子讳文良、讳文熊”。戴隆邦的妻子中并无郭氏，因此有关郭维汉是戴隆邦的妻弟或妻侄的说法显然有误，而郭维汉是戴隆邦外甥的说法也许还有可能。据传郭维汉是自幼随戴隆邦习武，那时戴家倘没有所谓的不传外姓的人“戒律”，相信郭维汉能够得到戴隆邦的真传。戴魁先生的再传弟子、祁县的赵玉海师伯在给我的信中也说：“郭维汉则多得了一些其它拳法和器械功夫，主要有大小洪拳、十二连锤，大刀、大枪和棍法等”。

笔者在以前发表的文章里曾否定过李洛能跟郭维汉学过拳的说法，现在看来，这种观点需要更正。事实上是很有可能如姜容樵先生所说的：李洛能在戴家只学了“五行六象”，而其它功夫则多传自郭维汉，今天李洛能一系所传习的四把、闸势和完整的十三形则是后来由车毅斋到戴文熊处学得的。另外，山西车派和河北各派形意拳所习练的五行连环拳、八式和八字功及各种器械也多是戴隆邦编创的套路，而戴文熊一系并不传习这些功夫。因此，从李洛能一系的传承上可以总结出戴隆邦拳法的整体内容：三拳（除裹拳外，钻、剪二拳均源于曹继武所传的心意六合拳）、五行拳（从长拳和温家教中的翻子拳改编）、十二形拳（将温家教中的岳氏十八散手与心意六合拳的十大形融合而成）、四把、五行连环拳、八式（从少林拳的金刚八式演化而来）、八字功、十二连锤（十二洪锤）。另外，戴隆邦在晚年还将部分十二形编创成了小套，器械则汇集了其所学的各个门派的兵器和自己编创的具有心意拳特点的刀、枪、棍法等十多种套路。在戴文熊的拳法中继承了父传的三拳、五行拳、十二形拳（部分练法）、四把及器械里的鞭杆（三棍）和大枪等。戴文熊从实战出发并没有完整地承袭父亲的拳法，而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喜好，将李政所传的内功和心意合拳与戴隆邦的拳技相结合，创立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戴家心意拳。

不过，在历史上，戴隆邦和戴文熊的拳法并没严格的界限，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原本出自一家，更主要的是他们的传人大多数都是兼学二家的拳法，如李洛能、车毅斋等。而与本门有甚深渊源关系的另外二位心意拳前辈也是如此，以前我曾听姜铁森师伯和王善德师叔说过，陈云（王月）（字明洁）师叔在祁县只与戴门习艺，未投过其它门派。“但本门的拳法和器械却比现在祁县同门的东西多出一倍，这多出来的拳法和功夫源于何处呢？近日，与陈师爷同在太极门师弟刘常春先生出版了《武派太极拳》专著，书中明确提出了陈云（王月）师爷不仅随戴魁师祖学过拳，还跟陈姓本家的陈大先生和陈二先生学过功夫，不过两位老前辈那时都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陈师爷的年龄与之相差太悬殊，不能拜师，辈份也合不上，这两位老前辈与戴良栋平辈。按祁县赵玉海师伯的说法：“陈云（王月）师爷曾授业于戴隆邦先生的嫡系戴魁先生也陈天禄、陈天祥兄弟二人”。为了准确地了解二位陈老前辈的情况，我写信求助于现居住天祁县成村的赵玉海师伯，并与供职于祁县水利建筑工程公司的赵宝祥师弟通了电话，得到的回答与本门传承下来的有关内容基本一致：陈天祥和陈天禄自幼在祁县文曲村郭维汉的书馆里读书习武，十几岁时被郭维汉送到戴文熊的门下拜师学艺后成为镖师，山西称之为陈大师傅和陈二师傅。在戴文熊的晚年，二位陈先生接替戴文熊护镖，陈大先生和陈二先生先后得到郭维汉和戴文熊的真传，并多年从事保镖营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因此在当时他们的名气很大，不仅在山西，甚至在口外和关外的东北地区，也都有一定的影响。

另据曹继植先生的考证：戴隆邦在去世的前一年，曾嘱咐戴文熊“戴家拳不传外姓人”。但在戴家拳谱里，虽有“三教三不教，三怕三不怕”的说法，却没有“不传外姓人”的戒律。即使真有这项戒律也应该是在十九世纪初的事情，而戴文熊传艺于李洛能、车毅斋及陈天禄和陈天祥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后期，距“不传外姓人”的说法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变，人的思想观念是有可能变化的。事实上任何一门高深的武学都吸取前辈的宝贵经验和其它门派的精华而创编的，不可能凭空想象出来，对于有心研究者，根本就是无秘可守。比如戴家心意拳的虎步定式就是源于原传的心意六合牮柱式身法，而二十世纪初，号称“东北三老”之一的大枪胡奉三早年也学过形意拳（心意拳），后期他创编文趟子戳脚时，就将虎步定式作为主要的内功桩法，取名为“虎踞静待”，那么远在东北的胡奉三又怎么会学到“密不外传”的戴家心意拳的“虎步”呢？所以历史的演化和事物的发展总是充满了变数和各种可能性，因此我们必须辨证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和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