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五行理论与冬至

中国农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冬至就要到了。
冬至是华夏一个有着悠久人文历史传承的古老节庆。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提出“文化兴国”战略决策和大力建设开封文化旅游名城的今天，发掘华夏人文活动遗产——冬至节，对于充实开封历史文化名城内涵，弘扬开封优秀历史文化，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促进开封文化旅游的繁荣和发展，都有着积极而现实的意义。
一、从太极、五行理论看冬至人文传承。

太阳运转到南回归线的一天，称为“冬至”。古人又称冬至为“长至”、“长日”、“至日”、“日南至”、“冬节”等。冬至这一天，白天时间在一年中最短、夜晚时间最长。早在上古时期，古人就探索出用“圭表日中测影”的简单方法，并掌握了冬至到来的具体时间。所以，殷商时期甲骨文卜辞中记载的“至日”、“日南”、“南日”等都是指冬至这一天。冬至之日，气候达到了一年中的极寒状态，是由寒转暖的分界线。之后，白天的时间渐渐延长，夜晚的时间渐渐缩短,直到夏至。在上古时期的农耕社会，人们将冬至视为一年农耕节气的开始，开春之后农耕的事就要提前着手准备了。

1.冬至来源于上古时期的“太极”理论。上古时期的华夏“太极”理论认为，在原始先民早期，由于受智力进化水平和认识事物能力的限制，人们不知道东、西、南、北、中，不知道金、木、水、火、土，也不知道青、白、赤、黑、黄，主观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尚处在一片混沌状态，这就是“无极”之时。随着智力进化水平和认识事物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渐渐认识到了阴阳、天地、考妣(父母)、男女、日月等，这就是“太极”出现之时。

“太极”的出现，是人类由主观认识客观世界的混沌之夜转向主观反映客观世界的光明之昼的开始。于是，阴阳、天地、考妣(父母)、男女、日月等，随着人们进入“太极”时期而被主观认识，人类智力的进化水平已到达主观认识客观世界的初级阶段，于是“太极生两仪”的观念开始产生。其中“两仪”，是人类主观认识阴阳、天地、考妣(父母)、男女、日月等客观事物存在所取得的成果。之后，人类又认识到了东、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青、白、赤、黑、黄等方位、物质、颜色等事物存在的客观规律性，并作出了自己的主观规定性。这就是“四象”。

因此，古人认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乃至生万物。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大致是一个意思。其中“一”为“太极”、“二”为“天地(两仪)”、“三”为人类等各种生命存在体。

“无极”之时，由于人们处在主观意识的混沌状态，不可能对客观世界有主观反映，并作出相应的规定性。自从进入“太极”之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才有了主观反映及其规定性。所以，老子认为“道生一，万物自混沌开始，此为一，天地为二，加上生灵为三，此后演变万物”。其中“万物”是主观意识对客观存在的能动反映。就是说世界万物本来就是客观存在，但是只有到了人类进化到有思维能力之后，才真正从主观上认识到了世界万物的客观存在。

因此，古人说“无极为道，太极为法”。意思是说，“道”为太极之前“无极”的“客观自然”状态，“法”是“无极”之后“太极”的“主观规定”状态。

2.“五行”理论是冬至产生的基础。古人“五行”理论认为，东为木、青、少阳；南为火、赤、太阳；西为金、白、少阴；北为水、黑、太阴；中为土、黄、中和，是太极的核心位置。建立在太极，即“中、土、黄”之位的“中央之国”，是天帝日父、天王月母的居住地，也是“天地之中”，或称“帝一”。它与古人主观认识天上的“太(泰)一”上下对应、天地合一。

其中“中央之国”的“中”，其含义是指东、西、南、北、中的“中”；“央”是指“人”居住在太极昆仑山的高台之中。在上古时期，“中央”不过是“五行”中的空间、方位概念，后来变成了“三皇五帝”居住地的代名词，具有人文意义上氏族、国家中心的政治含义。

由于太极“中央(和)”的北部是“五行”中“水”、“黑(赫)”、“太阴”之地，又是太阳在一年中处在最南部、天气最冷的时期，所以此地被称为“阴(北)极”，其水被称为“黑水”，如原阳西北古代有“黑洋山水”，封丘北部有“黑(山)水”，居住和葬在北方的颛顼帝被称为“黑帝”(陵墓在河南浚县东北部)，是阴盛而衰的转折地区。太极“中央”的东部，是“五行”中“木”、“青(苍)”、“少阳”之地，是一年太阳处在南北回归线中间，天气由冷转温的春暖时期，其水被称为“清水”，如开封东北部的“清水河”、封丘曹岗乡东南的“青龙湖”(今清水集水库)，居住和葬在东方的少昊帝被称为“青阳帝”(陵墓在河南兰考红庙一带)，地处阴极阳生的关节地区。

3.“太极”、“五行”方位与冬至节气具有一致性。古人将冬至称为一年“辞旧迎新”、“阴衰阳起”的节气，认为是一年的开端和生命的萌发期。

据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事历书《夏小正》记载：十一月“日冬至，阳气至始动，诸向生蒙蒙符矣”。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认为：“蒙蒙，物初生形。”东汉大学者高诱也认为：“麋角解堕，皆应微阳气也。”说明自冬至之后，自然界的万物开始进入复苏状态，新的生命开始孕育，麋鹿等动物角逐渐脱落，新角开始萌生，世上的万物正在积聚能量，慢慢在少阳的春天出世、繁衍。因此，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记载：“气始于冬至，周而复始。”

可见，“太极”是上古时期原始先民主观认识客观世界的开始，“五行”是华夏先民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理论表现形式，冬至是由“太极”、“五行”衍生、传承农耕文化的产物。

二、冬至祭神、迎岁的人文传承。

由于冬至是一年之始、万物复苏的季节，古人将其作为一个盛大的节庆并举行祭祀活动。

1.殷商时期的冬至节庆。由于上古时期的文字记载和传承极少，当时如何进行祭神、迎岁的人文节庆活动，后人难以知晓。一直到了殷商时期，甲骨文在我国作为史料的载体而得到普遍应用后，记载冬至人文活动的史料才逐步增加并流传下来。殷商人以夏历十一月，即冬至作为一年之末，视其为一年中最大的节庆——大年，即“清祀”节。“清祀”之时，要举行盛大的祭祀天父帝考(如伏羲)和月母王妣(如女娲)以及百神的活动。

2.西周冬至节庆的传承。西周取代殷商统治后，奉循的大年节为十月，并以“大腊”节取代了“清祀”节，但仍然要进行祀天神(天为阳、父)、祭祖妣(地为阴、母)的活动。据东汉大学者应劭《风俗通》记载：大年“殷曰清祀，周曰大腊”。又据西汉礼学家戴德《礼记·郊特牲》记载：周“天子大腊八”。西汉礼学家戴德《礼记·春官·大司乐》也记载：“……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六乐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也。”东汉郑注认为：“天神则主北辰，地则主昆仑。”其中“北辰(北极星)”为“太一”，为众星之首，居在紫微宫，即天的中央，位置亘古不变。古人认为“太一神”作为星空之帝，主管着对农业丰收至关重要的风雨、水旱、灾害，以及关系到生活安定幸福的兵戈、饥馑、疾疫，因此要选在春季万物生机萌动之时祭祀星宿尊神太一，以祈求一年内风调雨顺、庄稼丰收，并祈求人的生殖繁衍；“昆仑”为地的中央，是人皇“帝一”的居住地。天的中央“北辰”、“太一”和地的中央“昆仑”、“帝一”上下对应，这就是古人“天人合一”习俗的约定。唐代贾公彦也记载：“礼天神必于冬至，礼地必于夏至，至日者，以天是阳、地是阴，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是以还于阳生、阴生之日祭之也。”

可见，西周时期在冬至、夏至两个节气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的目的，一是庆贺、迎接阳气(相当于生命之神)的再生(复活)；二是驱除各种威胁人们生命健康的瘟疫灾害。从祭祀的规格来看，冬至节的祭礼高于夏至节。

3.春秋战国时期冬至祭乐的历史传承。春秋战国时期的冬至之日，中原地区的楚国每年都要举行大型祭奠活动，演奏《阳春》、《白雪》、《朝日》、《鱼丽》、《九韶》等乐曲。据先秦古籍《淮南子·览冥》记载：“昔者师旷奏《白雪》之音，而神物为之降。”开封的古吹台是春秋时期乐圣师旷跟随卫国宫廷乐师高扬学琴的地方。据史料记载，《阳春》、《白雪》、《九韶》等乐曲也产生、传承于虞舜出生、称帝和下葬的开封一带，这是师旷自晋国投奔开封从师学琴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出土于战国时期魏国(国都在大梁，即今开封)襄王陵墓的《竹书纪年》记载：“帝舜有虞氏元年己未即位，作《九韶》之乐。”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也记载：“舜德大明，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其中“九成”既是指箫乐演奏有“九段”之意，也指舜帝帝都在昆仑山“九成(层)台”；而“凤凰来仪”之“仪”，既有凤凰起舞时优雅风姿之意，也有开封古地名“仪邑”之“仪”之义。

这说明无论春秋时期的师旷学琴乐《阳春》、《白雪》、《九韶》，或是虞舜奏“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都是在太极昆仑山地区的开封一带，并且与冬至、夏至时节祭祀庆典所演奏的古琴乐的内容有内在的关联性。

4.汉代冬至节庆的历史传承。到了汉代，对冬至节庆的重视程度更甚于历代。汉代初期，曾以战国和秦代十月为岁首年尾。到了汉武帝时期，便以十一月冬至为一年之始，并且开始称冬至为冬节。据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淮南子·时则》记载：“冬至日，天子率三公九卿迎岁。”这一天官署放假，百姓则设盛宴饮酒庆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