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儒学谈太极拳四

太极拳是对健康最有益的运动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想要健康，就要靠平时勤于锻炼，而绝不是靠吃些什么药物或“健康食品”。但是大部分的运动对健康非但没好处，甚至有害处。我们想要健康，就要选择对健康有益的，且能终身从事的运动，那大概只能找有氧运动了。所谓有氧运动，是指不增加呼吸的频率而能达到最大运动量的运动，那大概就只有四种最值得推荐了：高尔夫球、健走、太极拳与瑜伽。但打高尔夫球，不算来回球场的时间，光十八个洞就得花上四个半小时，约步行九公里的，其运动量远远不及健走九公里，且只需花九十分钟而已。但健走也得找个山青水秀、交通安全的地方，不算来回时间，九十分钟的运动量远不及打太极拳一个小时。太极拳不拘场地，只要通风即可，在办公室、小公园无不适宜。有人喜欢练瑜伽，我不鼓励。因为你不懂梵文，看不懂《瑜伽经》的原典，所能看得到的是不知道已经转译过几手的《瑜伽经》，那早就走调了。而我们习练太极拳练到一定的水平，就可以直接研读〈太极拳论〉、〈太极拳谱〉这些原典，且将随着习练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体悟更深，何况太极拳的健身功效更远在瑜伽之上，为何不选择太极拳呢？

太极拳是一种极为神妙的运动，它之所以如此神妙，跟理学的存养工夫是密不可分的。理学形成于北宋年间，其代表性人物就是周敦颐(濂溪)、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兄弟与张载(横渠)。周敦颐，因为〈太极图说〉而被朱熹推尊为道学的开山祖师。而程颢、程颐这对中国学术史上最杰出的兄弟，早在十四、五岁时，即衔父命追随濂溪先生学习。二程兄弟天赋异禀，早在“十四、五岁时，便脱然欲学圣人”(横渠语)。而张载身为两位程夫子的表叔，却向二程执弟子礼，受其点化。而周、二程与张分别代表理学的濂、洛、关三派。其实，自南北朝以来，佛教传播日益兴盛，广为士大夫阶层所笃信，而道教则代表本土信仰与佛教分庭抗礼。之所以如此，乃是自东汉末年以来，历经三国时期、魏晋南北朝，天下动荡长达四百年之久，大家深感于人生无常，想要寻找精神寄托、安顿身心。而传统儒学向来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传统儒学更多是侧重在“明人伦”、“修己治人”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对“性”、“命”、“天道”与“鬼神”等问题常常存而不论。因此传统儒家面对佛教、道教的兴起，显得苍白无力。到了隋唐时期，儒学已濒临彻底被边缘化的严重危机了。因此北宋时期，周敦颐突出了《中庸》与《易传》的重要性，因为《中庸》深入探讨形而上的问题；《易传》则探讨阴阳、屈伸、鬼神之道，从而开创了“儒家易学”，亦即以儒家经典来解释《易经》的新风潮。两位程夫子深受濂溪先生的启迪，弱冠之时，两兄弟已经名满京城，追随他们的学者，不乏比他俩年长许多的，比如吕祖谦的五代先祖吕希哲，当时虽与伊川同游太学，但却已向伊川执弟子礼了。在极为讲求礼数的传统社会里，张载虽为他俩的表叔，却以师礼待之，张载的代表性名作〈订顽〉，即被伊川更名为〈西铭〉，而伊川又因高度评价〈西铭〉，而发挥出“理一分殊”之说，此说后来又被朱熹发扬光大，成为理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张载那时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来补充孟子性善说的不足，又提出“心统性情”之说，也对理学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而到南宋时期，朱熹编撰了理学纲领《近思录》，将周敦颐、二程、张载四人足以启迪后人的言论、著作、事迹，采撷六百二十二条，并依其本人对理学的理解，编为十四卷，也就是朱熹编撰《近思录》之举，重新建构了理学，使理学不再是零零落落、不成体系的一些素材而已。朱熹也因为编撰《近思录》一书，统合了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等三大派理学，又吸收了道家与佛、道两教的长处，给新儒学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而太极拳的那种独有的神妙，是与理学分不开的。

 以敬来克己、治怒

其实，就像程颢所说的，人的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情之中，易发而难治者，惟怒为甚！如何治怒？程夫子曾说：“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惧”。也就是说要能克制自己，人之所以会发怒，只是因为“志”胜不了“气”，“气”反而撼动了我们的心志。所以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第三目修身之要，就引述《易经》〈损卦〉的〈大象传〉：“惩忿窒欲”。可见“治怒”是整个理学中“克己复礼”与“修身”的主题。那要如何“克己”？要如何“修身”呢？首先就要使我们的心思沉静下来，所以程颢老是要门生有空就静坐。因为透过静坐可以检束身心，不让此心被耳、目、口、鼻之欲所引诱，而为外物所役使，以致此心老是跑到身子外头去了。就如孟子所说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以静坐来说，把跑到外面去的心约束起来，使返复回入身子里来，使心做为此身之主。也只有静坐才能让此心免于闲思杂虑的缠扰，套句程颐的话说，这就是“外物不接，内欲不萌”(《伊川易传?6?4艮》)。程夫子说：读一个艮(?5?0)卦比读一部《华严经》还要更受教益。艮卦讲的是个“止”字、“不动如山”，按“艮”为山的意思，也是静止的意思。所以太极拳一开始的预备式就要求全身放松，进入沉静状态，以便让我们的真气能在体内了无罣碍、畅行无阻，无任何私意的阻拦，每块肌肉、每根骨头、每条筋，都要彻底放松。所以程颐每见人静坐，便赞叹他好学，因为静坐可检束吾人的身心。但是我们新儒学的静坐，与佛、道两家的静坐有其根本不同之处。佛教主张“空”，静坐要求要“六根清净”，进入空寂、冥想的状态，追求“虚静”的境界，视世间的一切无非假象，因此要求心要空，不得执着于表象。而道家与道教的静坐，则追求“无”，所以说静坐等于“坐忘”，让此心处于飘渺虚无之境，驰骛在万里之外，了无涯际之域，因此“坐忘”就变成“坐驰”了。又或者是“以意导气”，这就跟《太乙金华宗旨》所说的，先以“有为法”使真气“河车倒运”，顺着督、任二脉这个“小周天”，循行不已，最后达到“无为法”、“大周天”的境界。而我们理学的静坐的特色是甚么？理学的静坐要求“持敬主一”，也就是说，静坐时要以“敬”持守此心，以“敬”为此心之主，而主一的“一”为无欲，也就是“至诚无息”之意，让天理无片刻间断，而私欲则寡之又寡，以至于无。理学的静坐要求"持敬主一“，其实，就是朱夫子所说的，以“尽夫天理之极，而一毫人欲之私”来持守此心。同属程门四大弟子的杨时(龟山)与游酢当年去拜访老师伊川时，留下了“程门立雪”的千古美谈。杨时学成要返回福建老家时，伊川先生仿东汉马融在洛阳对郑玄所说的“吾道东矣”，伊川也在洛阳对杨时说“吾道南矣”，后来龟山先生在福建所创的理学就被称为“道南学派”。“道南学派”相当重视静坐的工夫，后来杨时传给罗从彦，罗从彦再传给李侗(延平先生，朱熹授业师)。到朱熹时，便以“敬”来取代“静”，因为太过强调“静”，对一般人而言，那就很容易跟佛、道分不清了，所以程夫子才会说：“敬则自虚静，不可把虚敬唤做敬。”因为同样是静坐，外表虽相似，而内里却大有区别。朱熹认为敬则自然包含虚静，而动的时候更须以敬持心，因此主张以“敬”代替“静”。且“敬”有“死敬”、“活敬”之别，“敬”要能与“义”相结合，方为“活敬”。〈坤卦〉主爻六二，爻辞为“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文言传〉解为“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以直内”为“体”；“义以方外”为“用”。当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敬持守此心；喜、怒、哀、乐已发之际，则要“发而中节”。何谓“中节”？就是事事合义而无不当，所以敬非死敬，要能与义相结合，这才是活敬，遇事就要用集义，妥当处置。就像太极拳的应敌之要，要求“因敌变化示神奇”，决不能犯主观主义上的错误。